摘要：这三个掌控世界的巨人，他们曾经在生死时刻，并肩作战，休戚与共，但是，当失去控制的现实激发起无可回避的对撞时，他们只能以无比冷酷的决断，将过往的深情厚谊永远埋葬，用自己的历史巨手，把整个世界划为两半。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强领导人在雅尔塔举杯共饮，会商即将到来的胜利。三个强国在战争期间打垮了共同的敌人，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刻，拥有了共同的友谊。从留存至今的会议记录和私下谈话，我们可以看到，当莫洛托夫谈到俄国农民的饥馑时，美国国务卿Stettinius竟然伤心地流下了眼泪，举起酒杯，宣称战后美国一定会帮助俄国摆脱饥荒；而斯大林则发自内心地尊敬他的老朋友罗斯福和丘吉尔，并在与贝利亚的谈话中，相信英美苏很可能建立真实的伙伴关系。双方的友谊不仅仅体现在最高领袖的身上，还展现在民间和基层的好感。1945年4月25日，美苏两军的士兵们在德国易北河边的托尔高会师，这两支从地球两端进攻纳粹魔王的军队，相互握手、跳舞、欢呼、喝酒，两国士兵们为战友之情而喝彩；与此同时，美国报刊充斥着对俄国人的赞美，他们将苏联红军描述为“伟大的战友”，而苏联则称美国是世界和平的坚定维护者——当德国宣布投降后，莫斯科街头竟然出现了大量人群高呼美国万岁，以至于斯大林不得不下令驱逐。当罗斯福去世的消息传来后，斯大林亲自致电美方，以沉痛地口吻请求道，“请问，我可以为富兰克林做些什么？”当时，没有人认为苏联与西方会走向冷战，包括斯大林、丘吉尔和杜鲁门都不这么认为。美国决策者认为，战后的苏联满目疮痍，经济凋敝，被饥荒、贫穷笼罩，既没有能力扩张，也无法离开美国的支持；而斯大林同样知道，苏联的实力远远不如西方，无论是基于真诚，还是基于现实，她都迫切需要休养生息，而非对抗。因此，在二战结束初期，美国宣布从欧洲撤出军队，将西欧留给当地政府；而苏联则忠实履行了他的承诺，斯大林不仅严厉地禁止了中国同志的八月革命计划，而且还宣布将按照雅尔塔协议的精神，在东欧各国举行选举——苏联允许东欧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党返回被自己解放并占领的东欧国家，参与选举并组成新政府。这一刻，双方怀抱的都是善意和真诚，但历史自有她的不可抗拒之处，现实的挑战很快接踵而至，摧毁了鲜血凝结的信任。实际上，真正使得冷战变成现实的关键因素，就是欧洲战后的处置问题，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他们很快发现，他们在各自欧洲占领区政府组织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偏谬，这很容易引发天大的麻烦，但挽救措施却必然会导致双方的决裂。以苏联为例，战后初期，斯大林同意波兰米科拉伊奇克的农民党、匈牙利蒂尔迪的小农党、保加利亚佩特科夫的农民联盟等反苏政治力量在东欧参加选举甚至组建政府，但他很快就发现，如果苏联不对这些国家的选举方式进行严格的挑战，那么苏联支持的政党就永远无法上台，而这些国家相对受欢迎的政党都是厌恶苏联的，这也意味着，如果按照雅尔塔协议规定的选举方式，那么苏联必然会在不流血的情势下失去用鲜血夺来的东欧影响力——即斯大林要么违反雅尔塔的承诺，要么失去英美的信任。“在未来的议会中，应该提出给米科拉伊奇克的党25%的席位，给科瓦利斯基的党15%的席位”。如果米科拉伊奇克拒绝合作……当然有必要采取镇压措施，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从肉体上消灭他的党的成员，因为这个党是合法的”，而应该从政治上孤立他们，……你们不能不认真对待这些事情。让米科拉伊奇克进入政府是签订过协议的。如果把他除名，西方就有了反对我们的新理由。”——斯大林1946年前半年要求波兰亲苏派对米科拉伊奇克的农民党忍耐，因为他不想与西方因此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该怎么办呢？在1945年后半年到1946年一季度，斯大林还致力于抵制东欧亲苏政治力量的选举操控行为，但到了1946年后半年，随着东欧各国非亲苏政党和政府越来越明显的反苏倾向和越来越强势的影响力，斯大林只能通过操控选举，甚至抓人的方式，强行使亲苏力量当选。无论在波兰，还是在捷克、匈牙利，亦或是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是如此。通过这些违反对英美承诺的举措，斯大林彻底巩固了苏联在东欧的控制力，但与此同时，也逐渐摧毁了西方特别是美国对苏联的信任基础。“尊敬的斯大林同志……我们采取了2000多次行动，逮捕了几千名农民党领袖和党员，并举行了几次审判，旨在证明农民党与波兰流亡分子、地下集团和美英使馆等都有勾结；取消那些支持米科拉伊奇克的选区内农民党候选人资格，禁止波兰农民党组织在22个县里开展活动。”——为了赢得1947年1月的选举，在斯大林支持下，波兰亲苏力量开始对反对派进行暴力打击
丘吉尔的铁幕演说，阐述地就是当时东欧这种情势，实际上表达的是对苏联打压当地反对党的深深不信任
当西方目睹苏联在东欧的行动时，他们不可能无动于衷，为了对冲苏联在东欧行动的影响，美国采取了三种针对性措施：第一、美国违反了对苏联的承诺，开始恢复在欧洲的驻军，并对西欧各国的安全做了保证；第二，美国开始推动马歇尔计划，提升西欧国家的实力，稳定西欧国家的社会安定，以抵消苏联可能支持的革命风险；第三，美国开始鼓动甚至推动西欧各国排除战后兴起之西欧共产党势力。1947年3月，比共退出联合政府，比利时成为了第一个抛离亲苏政党的西欧国家；1947年5月5日，法国政府发表公告，宣布终止5名法共内阁成员的职务，作为法国第一大党的法共失去了在政府的影响力；1947年5月13日，在美国的强烈暗示下，意大利将意共清除出政府。总而言之，截止1947年夏，西欧亲苏政党基本失去了政府中的位置。美国的背信之举让斯大林怒不可遏，他决心采取针锋相对的行动。1947年9月，斯大林宣布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作为曾经宣誓发动世界革命之共产国际的替代品，苏联重启输出革命计划。这也意味着，美苏关系开始走向对抗，冷战的寒风开始扑来。至此，美苏两国的信任荡然无存，随后就是无比严酷的大冲撞开始：中国革命、柏林危机、朝鲜战争接踵而至。事实上，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杜鲁门和丘吉尔，都是当时那个时代一等一的大人物，他们深知彼此的友谊和信任对各自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然而，无论他们的主观愿望多么真诚，都无法躲避一个现实，那是这些决策者都面临着他们无法做主的事态。在东欧，曾经生活相对优渥的当地人民厌恶并蔑视据支配地位的苏联，他们憎恨苏联带来的计划经济和军事占领，渴望融入西方。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如果遵守对英美的承诺，放开选举，那么只能任由东欧产生一大堆反苏国家，如此无异于将二战的胜利果实拱手相让，这是他无法承受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违背对西方的承诺，采取严酷措施，操控甚至改变东欧的选举，严密打击反对力量，如此才能巩固俄罗斯民族付出巨大代价拥有的战略缓冲，尽管这撕毁了对西方的承诺。在这个过程中，斯大林其实并没有多少选择的机会，这与他的性格无关，是现实决定的。同样在西欧，战争摧毁了欧洲的经济，一大堆民众饥寒交迫，革命危机若隐若现，战后的西方政府颤颤巍巍地面对着危险的局势，他们心怀惶恐，以忧虑地姿态瞻望者斯大林在东欧看似肆无忌惮的作为。当他们亲眼目睹斯大林的冷酷和无信，倾听了大量东欧民主政党的残忍结局之后，就不能不萌生兔死狐悲的哀鸣、恐惧和愤怒，进而采取同样冷酷无情行动。毕竟，无论是为了反击，还是为了清算，亦或是为了生存，他们都必须果敢，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决策者同样并没有多少选择。总而言之，跨越半个世纪的冷战悲剧并不是盲目激进的结果，而是审时度势、冷静计算下的走投无路，决裂不是出于政治家的愤怒，而是出于决策者的无奈。他们明知灾厄，却不得不对抗，才是这段历史最残酷、最发人深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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